譚雲山居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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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雲山居士
譚雲山居士（約公元１８９０～１９８３年）



譚雲山，中國湖南長沙人，出生年代不詳，《中國佛教近代史》的作者東初法師，一九七一年至印度巡禮聖跡時，曾與雲山相見，稱其：「現已年逾八旬，仍在努力促進中印文化交流。」以此推算，雲山約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至二十年之間，亦即一八九○年至九五年間。

雲山出身於長沙望族，早年攻讀教育，性嗜經史釋典，工詩文、善書法，長於寫作。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五年）前，曾在緬甸仰光的一家華文報紙任主筆。繼而赴新加坡，在某中學任教。一九二七年，印度大詩人泰戈爾（ＲabindranathＴagore）遊歷星洲，雲山和泰戈爾初次見面。

泰戈爾是印度國際大學的創辦人，也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士。一九二四年（民國十三年），他曾應中國北京文化界名流梁啟超、胡適、徐志摩等人之邀到中國講學，受到熱烈歡迎。雲山曾熟讀漢譯的泰翁作品，對此偉大詩哲敬仰萬分，泰戈爾在華活動的報導及演講辭，他皆仔細閱讀。所以初次見面，有若素識。雲山告之泰翁，他是學佛的人，熱愛印度文化，並願為中印文化交流而努力。泰翁對這位中國青年亦十分欣賞，毫無年齡差距的隔閡，由此建立起以後十五年的友誼。

一九二八年，雲山自新加坡首次赴印度，到聖地尼可坦（Ｓantinketan）的國際大學，面謁泰翁，留在國際大學學習語文，研究印度哲學及文學。他並開設中文班，以教授印度學者。於假期中，他朝禮佛教聖跡，曾撰著《印度周遊記》一書，記述旅遊所見所聞。

早年留學印度，依雲山受學多年的國際名學者巴宙教授，曾撰寫〈譚雲山與現代中印文化關係〉一文，記述雲山對中印文化的貢獻，是第一手珍貴資料。文中述及雲山與甘地見面的經過：

事因一九三○年，他忽有特別公務往西藏的拉薩晉謁第十三世達賴喇嘛，當時之西藏活佛曾詳詢甘地先生及其它領袖之近況，於其離藏返印時，托其攜函一件轉達甘地，因此，他必須前往拜訪此位「大靈魂」（Ｍahatma）。

雲山究以何種公務前往拉薩呢？經多方面探索數據，查得其詳情如下：一九三○年（民國十九），西藏達賴喇嘛與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有隙，國民政府派謝國樑以專使身分，赴西藏安撫。當時由四川入藏的道路，以軍事問題險阻難行，謝氏乃由印度取道入藏。在印度時，透過大使館關係，聘雲山以隨員身分偕行。時為一九三○年冬季，途中攀越世界最高峰喜瑪拉雅山，溫度恆在零下數十度，隨行騾馬時有凍斃，謝氏時已年邁，不耐關山險阻與氣候酷寒，竟於途中病逝。雲山為謝氏營身後事。事竣，仍勉力前進，歷時二十餘日，抵達拉薩，謁見達賴喇嘛，代表謝氏宣達中央德意，達賴喇嘛亦表達擁護中央的意願。雲山留拉薩兩月，事畢返回時，達賴喇嘛以藏文寫就的書信一封，托他面致甘地，雲山仍循原路返回印度。

他以攜有達賴喇嘛的書信，必須面謁甘地，最初約定的地點是在德里，雲山趕至德里時，甘地已返其住地沙巴摩提，再至沙巴摩提，甘地又到了巴多利城，追至巴多利，才和甘地見面，時為一九三一年四月底。雲山呈上達賴喇嘛信件，並請甘地赴中國參觀。

甘地答稱：「若印度未能獲得自由，我是不會離開印度的。」

雲山離開巴多利時，請甘地給中國青年一些簡短的忠告。甘地書一短簡：

親愛的朋友，你必須再來看我，時間可隨你的便。我對中國青年的忠言，是中國之拯救，要用純白無疵的和平與愛，不宜硬用威權，徒傷生命。

完成此一任務後，他取道海路返回中國，到南京向國民政府報告訪問西藏的經過，轉達達賴喇嘛擁護中央的願望。他並在《海潮音》月刊撰文說明謂：「達賴赤誠擁護中央，祇要中央不反對西藏佛教，或予達賴以佛教最高領袖地位，則中央可立即派員前往成立西藏黨部，組織地方政府，或承認他們現有的政府，由中國顧問指導，達賴必定竭誠歡迎，毫無阻礙的情形。」由于雲山的努力溝通，後來國民政府設置了蒙藏委員會，以圖改善中央與西藏關係。

雲山離印回中國時，泰戈爾曾和他深談，二人談到欲使中印文化交流及學者交換，有必要在國際大學成立永久性的漢學研究機構，否則一切活動無非曇花一現。雲山回國後，奔走於京滬之間，向政府有關部門及文化教育界宣揚此一構想，並請予贊助。此計劃得到中國國民黨黨國要人戴傳賢、陳立夫、朱家驊、張道藩及佛教人士太虛法師、王一亭、黃警頑、黃涵之等的贊同，決定先成立中印文化學會。該會於一九三三年（民國二十二年）在南京成立，入會者皆社會名流。其宗旨在於提醒國人重視中印精神文明，以和平、博愛、自由、平等的崇高理想，復興中印文化交流及中印民族間的傳統友誼。

一九三三年（民國二十二年）夏，甘地為印度解放運動而絕食三星期，引起世界人士的重視與同情。雲山素來同情印度的解放運動，與甘地又有交誼，所以他在南京，宣佈與甘地同時絕食，以表同情與支持，事為報紙刊載，印人聞之極為感動。印度興都佛陀社的嘛多普拉沙得咯那，特致函雲山道謝及慰問：

敬愛的先生：吾人由報紙上得聞先生開始絕食，不勝感痛，此種苦行舉動，雖極難能可貴，但在佛教則不甚讚許，我主釋迦牟尼佛在未成道前亦有此舉，但終生廢棄。及成道之後，乃切戒其徒，毋為此舉。此當為先生所熟知也。先生之生命，對于貴國比對于印度更為重要。謹以至誠，向先生勸慰。願先生接受吾人之請求，立即捨棄此種舉動，並願我主助汝健康。汝誠實之嘛多普拉沙得喀那。

一九三四年（民國二十三年），雲山由中國返回印度，並以國際大學為根據地，組織印度中印文化學會，入會者皆印度文化教育界人士，及參與印度獨立運動的重要人物。繼而進一步推動在國際大學成立中國學院。經過數年的努力，在中印人士的支持下，中國學院於一九三七年建築完成，隆重舉行落成典禮。典禮之日，甘地曾馳書致賀，當時的政治領袖尼赫魯，特遣其女公子攜帶賀詞參加盛典。

在巴宙教授的文章中，描述了中國學院的建築和內容：「此中國學院系一西式建築物，後來國人赴印度讀國際大學者，多曾下榻於此。」

中國學院成立後，雲山擔任院長及漢學教授，他除授課及處理學院事務外，經常受各地學術機關及社會團體之請，前往作中國文化方面的演講。他把中國儒家文化的倫理道德、四維八德等，與佛教的慈悲智慧、五戒十善等結合起來，向聽眾作明晰的講述，籍以証明中印的精神文明實相符合。並呼吁中印兩國人民攜手合作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。雲山也透過國內中印學會的溝通，請國民政府及教育有關部門，捐贈大批國學圖書及十部《頻伽大藏經》，分贈國際大學、印度大學、加爾各答大學、安達拉大學及大菩提學會、孟加拉國佛教會等機構。

除此以外，他推動中印兩國交換學者及文化交流。他請中國國民政府教育部設立獎學金，鼓勵印度學者到中國研究漢學；同時也派遣留學生到印度留學。前者有印度到華研究的師覺月、蒲羅丹、巴帕提等，後者由中國派赴印度的，有沈琦、王漢中、魏桂蓀等，一九四○年，太虛大師率團訪問印度、錫蘭及東南亞佛教國家，回國後商得教育部同意，派遣法舫、白慧、達居三人赴印留學。後來，達局留在緬甸學習巴利文，法舫和白慧到了印度，進入國際大學攻讀。不屬於兩國公費旅遊，而自費入國際大學或中國學院研究或攻讀者，尚有巴宙、周祥光、冉雲華、周達夫、蕭化民、餘清波等近三十人之多。譽滿國際的大畫家徐悲鴻，也曾在國際大學作過一年餘的研究。以上這些人，在校期間，學業上或生活上，都受過雲山的指導或照顧。國內佛教界或學術界人士到了印度，也多受到他的接待。

雲山與大詩人泰戈爾亦師亦友，時相晤談，維持交誼十五年。一九四二年四月，泰翁在加爾各答病重，雲山立即趕去探視。泰翁一病不起，雲山十分傷感，曾撰文表達他對泰翁的敬仰與追念。

雲山在國際大學，任中國學院院長三十五年，為中印文化交流盡了最大的努力。一九七一年，他年逾八十，將中國學院院務交與同事接替，自己則到佛陀成道處的菩提伽耶，另行創建世界佛學苑，經過近十年的努力，苑舍完成大半，而雲山於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病逝，享年約九十歲。雲山精通梵文，在佛教界以研究印度哲學馳名，惟未見有著作流傳。

（於凌波著）